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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掌管内务府的是总管大臣，由皇帝从一批满洲高官里面挑选出来。后来显然可以任命不止一个总管大臣，乾隆皇帝于1749年任命的总管大臣具有显赫的正二品官衔。一般来说，辅助总管大臣的两名副手各自负责诠选和传令，而副手又各自有36个笔帖式相助，其中有一半笔帖式可以是汉人。笔帖式是一个早就建立的满洲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631年。在笔帖式监督之下，一群助手负责各种职责，诸如后勤供应管理、会计、守卫、刑狱、营造和修缮、管理牛羊畜牧作为牺牲和祭祀之用、绣织生产、安排仪节，以及处理皇帝日常的私人事务，包括生活起居在内。

内务府的收入来自皇家的领地，包括圆明园附近所得的地租，也接受来自各省的进贡，包括当地的名产和特产，以及藩属的贡品。亦从专卖特别是人参和毛皮中获利，从关税中取得剩余配额，以及从其他各种途径取得的罚金和充公之物品。内务府在盐课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陶博（PrestonM.Torbert）指出，“内务府的各种牟利的活动保证有持续而稳定的钱财流入皇帝私人的金库里”。总之，内务府的财库是巨大而充裕的，直到19世纪中叶整个帝国财政枯竭为止。

圆明园在内务府奉宸院的管属之下，有它自己的管理组织。早在1723年雍正登基时，就正式使圆明园成为最重要的帝王宫苑，并设立了总管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编制扩大，园内的行政管理部门就有了六个总领和十二个副总领。在1730年，这些总领享有六品的官衔，而副总领的官衔则为七品或者八品。乾隆年间圆明园大面积扩展，总领和副总领的人数也随着急速增加。到了1741年，也就是乾隆在位的第六年，又增编了两名新的委署副总领，十年之后增加至七名之多，到1767年数目已上升至十六名。

园政的主要任命，通常由特旨颁布，凸显出圆明园对清帝的重要性。主管被任命之后，他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副手，不过还是需要得到皇帝的御批；相对低阶的干部通常是从内务府的正式人员之中挑选出来。圆明园里的升迁和降级等人事变动，全由内务府负责，然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在圆明园范围内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日日尽全力让皇帝感到满意，而工作的表现有经常而严格的考核，定期提出考绩报告，任何人若被断定为工作不力，将立即被赶出御园。

圆明园银库是于1749年成立的，由乾隆皇帝任命一名地位可跟总领相当的库掌、一名委署库掌和六名库守。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处理各方面的出纳，以及使日常的供给无虞。这些职位的任用全都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例如具备很好的学识和富裕家庭背景之人，才合乎任用的资格。乾隆很明显要可信任和忠诚的人来管理财源充沛的圆明园银库。

1750年新创立的官署器皿库，乃是圆明园银库的一个扩充机构。新官署人员的任命与其他人员一样，从一班声誉良好的官员中挑选出来，不过他们的任期只有三年，作为防止滥权的保证。从1763年开始，又推行一套新措施来防止出轨的行为，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库守要轮流值夜班，并配置十名守卫跟值班的库守在一起。再者，乾隆皇帝为了让圆明园的财务健全，要求每一年清点账册，每五年给银库做一次彻底的复核，督察员会谨慎地审阅呈报的账目、申请补贴、归还未消耗的物资和报销手续等程序。如果在既定的期限之内无法厘清账目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各个位阶管理人员的数目随着圆明园的扩建，不断地在增加。每当一座殿堂、庙宇或楼阁完工时，就立即需要一批新的工人和主管去维护和守卫这个新的地方。御园行政管理部门的成长，迟早需要更多的高阶层行政人员。到了1742年的夏天，内务府就给圆明园各委任了两名新增的副使和笔帖式。两年之后，也就是四十景完成之际，乾隆又增置了新的职位：六品的主事、七品郎中和八品员外郎。

内务府在乾隆的同意之下，于1749年又任命了新的六品库掌，专门监管圆明园内的大量白银、丝绸和器皿的库藏。这位新库掌从干部中挑选一名副手和任命六名库守来帮助他。当长春园于1751年完工时，又任命了另一组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六品的主事、两名七品郎中和两名八品员外郎。在1759年，分别把主事与郎中改称为苑丞，员外郎则改称为苑副。当绮春园于1774年被并入圆明园之后，就需要委任一名新的六品苑丞、一名七品苑副，一名八品苑副，以及一名笔帖式。

当道光皇帝于1821年继承大统之时，圆明园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固定下来。人员包括两名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名委署主事、1名六品库掌、8名六品苑丞、1名七品库掌、1名七品苑丞、8名八品苑副、15名委署苑副、14名笔帖式、18名库守、2名学习笔帖式、6名效力柏唐阿、35名园户头目、615名园户、53名园隶、148名匠役、54名水门侍卫和3名水手蛮子等。这些数字显示，圆明园从18世纪之初建园以后，人员的编制已经增加了三倍。

园政及其运作(2)

圆明园内太监的总数在乾隆禅位的时候已达到502人，他们由内务府委派、调动和奖惩。他们是园内最大的族群之一，并且不断在增加；他们的人数于1805年已经增加至620人，其中包括88名太监主管和532名一般太监。

太监是皇帝御用的忠仆，负责必要的杂务诸如清理房间、侍桌、守门和植树种花。大部分的太监必须随时听候差遣，以满足皇帝的需求。他们负责卑微而且吃重的工作，但所得月俸相对微薄，以1754年为例，他们的月俸按照资历计算，大约是在0.66到1.3两白银之间。当时1两白银的价值差不多是1.5美元。例外只见于极少数获得皇帝特别宠信的资深太监，像在皇帝书房养心殿侍候的太监头目，每个月的俸钱最多可得到7两白银外加7石米。如果我们以1000文钱兑换1两白银的话，按照乾隆晚期的物价，7两白银可以买到14只鹅或70只家禽。不过，一个普通太监的所得，只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的收入。

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佛僧和道士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他们的人数也随着园内扩建庙宇和道观而增加。许多僧侣和道士看来都很年轻，例如在1753年，乾隆意外地发现有二十名男童在道观里当道士；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乾隆觉得园里的僧侣和道士可能过多，因此要求大幅削减。然而，由于圆明园里特别是新建的长春园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和祭典，新落成的庙宇和道观更需要新进僧侣和道士在那里供职，结果是佛道人数不仅未削减，反而持续上升。

雍正皇帝于1729年第一次引进园户到圆明园，所有园户的成员都属于满洲一个旗营。他们是可靠的工人，提供各方面的劳务，例如有些人被安排在北远山村充当蚕户，他们于1762年与位于万寿山脚下的织染局发展出工作关系。

在园内的汉人仆役被划分为匠役，根据工作的性质分为花匠、工匠、木工、水手蛮子、瓦匠、搭材匠、僧道及兵丁。在圆明园内工作的满汉仆役人数，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都在同步增加。长春园于1760年完成多座大型喷水池之前，就立即聘用了30名以上的花匠和工匠。园户的人数于1770年有600人之多；17年之后，亦即是1787年，又增加了67家园户住在园里面。这些园户都由园户头目监管，而头目的人数也在同一段时间里增加了18到20人。不久之后，园方由于园户人数的快速增加，再多委任了15个头目。

圆明园的日常维护既繁重又复杂。理论上，圆明园是依赖内务府的支援，但实际上圆明园有它自己独立的财源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其中一个财源就是征收圆明园附近土地的地租。据报这些地租在18世纪期间，至少可以支付园内的维修之需，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财政是相当健全的。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也接受有钱人像富裕的两淮盐商之现银捐献。商人黄源德于1757年向圆明园孝敬了100万两白银。有些钱显然是园方从盐商获利甚丰的生意中所得到的利息。

当乾隆在18世纪末龙御归天的时候，圆明园的财政仍未有吃紧的迹象。事实上，刚登基不久的嘉庆皇帝于1799年的2月，发现圆明园的账册里尚有693290两白银的盈余，这个数目还没有把铜钱算进去。当时1两白银相当于1.388美元，所以圆明园的结余大约是962287美元。乾隆一生在圆明园花了巨额金钱，居然还有这个盈余数字，当然让人印象深刻。乾隆在1794年到1799年的五年里透支了448582两白银，大约是622732美元。如果乾隆活得更长的话，他会耗掉园里所有的盈余。

嘉庆采取财政上的预防措施，调动10万两白银到获利甚丰的两淮盐局去赚取利息。富裕的盐局给他的果然不只是可观的利润，而且还赠送窗框等珍贵物资去美化圆明园。园内的许多窗户的框格，夏天是以纸糊或竹子制作，冬天就换上以毛皮做的帘子。嘉庆皇帝虽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挥霍，但他仍然需要巨额的金钱来维持园内的运作，以及保持它的体面。更何况嘉庆要在1772年就已并入圆明园而尚未多有兴建的绮春园，花上大量金钱。绮春园的营造于1809年达到巅峰，因为在这一年内，有173间厢房、260条廊道、6座亭子和2座精美的牌楼完工，总共花费了328775.331两白银。嘉庆最后给绮春园命名了三十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