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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宣武皇帝（第2页）

据说发端于一件小事。《魏书·于烈传》：“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元禧和元勰的风格很不一样，一向盛气凌人惯了的，更何况此刻高居权力巅峰，哪里把文武臣工放在眼里。他派一个家僮去见于烈，要于烈从禁卫军选派一批羽林虎贲来给他当护卫，以便“执仗出入”。羽林虎贲职在宿卫，只从属皇帝，怎能随随便便跟着一个奴僮出去？于烈说，我作为领军将军，只知道保卫皇帝保卫朝廷，要我派羽林虎贲，必须得有诏书，断无私下奉送之理。家僮悻悻而归，一番报告。元禧动了气，让家僮再来见于烈。

家僮传元禧的话道：“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

于烈面色严峻，厉声回答：“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

无论《于烈传》这段话是否可靠（显然在美化于烈的同时丑化元禧，更是为宣武帝的后续行为铺垫合理性），于烈与元禧之间一定出了大矛盾。执政与禁军统帅闹崩，当然是极大的问题。元禧“遂议出之”，就是要把于烈调出洛阳，安排他去旧都平城担任恒州刺史。于烈不接受，屡屡上表要求留在洛阳，而元禧控制下发布的“诏书”则一再不听。于烈气急败坏，找到彭城王元勰，怒道：“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这时的元勰名望虽高，却不在辅政之位，无从干预。

有意思的是，元禧虽然知道于烈是个威胁，也打定主意把他赶走，却没有先解除他的领军职务。于烈到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悄悄联系皇帝，推动政变发生。元禧与于烈的冲突对于夹在其间的许多文武官员来说固然是灾难，不过，对于宣武帝和他身边那些亲信来说，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可想而知，在宣武帝与于烈之间沟通联络的，除了于烈的儿子于忠，就是原东宫亲信如王显、赵修这类人物。于烈让于忠秘密地传话给宣武帝：“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这话才是说到宣武帝心坎里了。

恰在这时，身居元辅却被元禧压了一头的元详也忍不住了。元详虽是幼弟，却深得孝文帝器重，只是太和末年被元勰抢尽风头，新君继位后又被元禧高居其上，自然憋闷含屈。他主动跟宣武帝说，元禧有些做法太过头了，不能再让他这样搞。很显然，元详的目的是扳倒元禧，不过去掉元禧，不等于宰辅之位自动归入元详。于是元详又跟宣武帝说，元勰名望太高，对于皇上总是个威胁，不宜担任宰辅。元详这些想法的一个前提，便是宣武帝自己不能执政，必须有个亲王宰辅。去掉了元禧和元勰，虽然还有两个哥哥在，但他们名声才器都不突出，担任宰辅只有元详最合适。

可是宣武帝考虑的却是终结亲王辅政，这当然是元详意想不到的。

到景明二年（501）正月，十九岁的宣武帝居丧守孝理论上已跨三个年头（其实还不到二十个月），可以结束“谅闇”状态了。《魏书·术艺传》：“罢六辅之初，（王）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王显以御医身份，有较大的便利往来于宫廷内外，特别适合充当宣武帝与于烈之间的联络人。这些参与密谋的一帮人（特别是其中最有头脑的高聪），选择的行动时机正是礿祭。正月间最大的国家祭典是礿祭，祭日，三公诸王要一大早到太庙旁边斋洁，预备入庙行礼。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宣布亲政在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可见行动就在这一天。据《魏书·彭城王传》，元禧、元勰和元详（一定还有其他王公大人）在太庙东坊斋洁时，于烈带着六十余名“宿卫壮士”闯了进来，大概他们先已在外面控制了这三个亲王带来的贴身警卫。

《魏书·于烈传》对事件经过有浅白的描述，特别记有宣武帝与于烈父子的对话，显得是宣武帝一人一时的决策，于忠只是传话者，于烈只是执行者。比如宣武帝前一晚让于忠传话给于烈，说“明可早入，当有处分”。次日一早于烈入见，宣武帝说了一堆“诸父慢怠，渐不可任”的话，于烈随即表态“今日之事，所不敢辞”，颇有舞台效果。其实这么危险的行动，一定是宣武帝与于烈早就仔细筹划过的，这一天不过是依计而行罢了，哪里用得着他们二人事到临头一个找理由，一个表决心？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诏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据《魏书·咸阳王禧传》，于烈把元禧、元勰和元详三人押送到光极殿，见到了宣武帝。宣武帝拿出准备好的说辞：“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尪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最后一句，不是让他们各回各家，而是“且还府司”，意味着要暂时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等接管权力的部署安排完毕，才会放他们回家。消息传出，引起朝廷上下不小的震动，很多人担心会有大规模杀戮，殃及池鱼，于是有些朝臣躲避奔藏，有些甚至逃出洛阳。《魏书·张彝传》记担任尚书的张彝和邢峦“闻处分非常，出京奔走”。

同一天，宣武帝颁布了亲政诏书（可想而知，所有文件都是高聪早已拟好的），让魏朝上下都知道现在是皇帝自己行使皇权了。诏书一方面感谢几个叔父“劬劳王室”，另一方面宣布“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同时给元禧、元详加些好听的官号。据《魏书·彭城王传》，宣武帝告诉元勰，将遵照先帝指示，允许他“释位归第”，元勰表示“悲喜交深”。

宣武帝亲政后，似乎与几个叔父特别是元禧的关系仍然紧张。据《魏书·咸阳王禧传》，元禧失去权位后，连见宣武帝一面也做不到，“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咸阳王府的卫队首领（斋帅）刘小苟向元禧报告说，皇帝身边的一帮近侍（如赵修）扬言要诛杀元禧。元禧叹道：“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嘴里这样说，心下却万分不安，“常怀忧惧”。四个月过去，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可能加上身边有人怂恿，元禧竟动了李逵那种“反了吧”的念头。正当这个念头愈来愈炽时，五月壬子（501年6月20日），元禧的弟弟广陵王元羽暴死。元羽之死并无政治背景，纯是一个不光彩的意外。《魏书·广陵王羽传》：“（元）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因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年三十二。”孝文帝曾严厉批评元羽，说他“出入无章，动乖礼则”，似乎早就知道元羽在外偷鸡摸狗，只是想不到他会死在这种事上。元羽虽然死得不光彩，毕竟是元禧的长弟，我们不知道的是，元羽的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禧下决心？

十天后，宣武帝到黄河南岸的小平津打猎，元禧在洛阳城西的小宅召集亲信商议，计划“勒兵直入金墉”，关闭洛阳城门（如曹魏的高平陵之变）。元禧似乎早就确定了要在这一天采取行动，已通知他在禁卫军里安排的亲信（后来宣武帝说“直阁半为逆党”），让他们在北邙山伺机下手刺杀宣武帝，同时派长子元通奔赴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在那里举事响应洛阳。不过奇怪的是，元禧在城西小宅的会议上竟全无控制力，参会者“众怀沮异”（就是对元禧的计划提出种种质疑，让元禧意识到无法操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未能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等到会议拿不出个结论，元禧自己也考虑等等再说，才派人去追赶元通（当然是追不上的，也就断送了元通的性命）。会议不了了之，跟大家约好保密，然后元禧自己带着家人（“臣妾”）前往他在城东的洪池别墅。参会的武兴王杨集始一出门就飞骑直奔北邙山，把元禧谋反的事报告给宣武帝。

据《北史·咸阳王禧传》，宣武帝打猎归来途经北邙山，在一座佛塔的阴凉里午睡，侍卫们四下追逐猎物去了，身边只有元禧安排的几个武士，但他们担心刺杀皇帝会招致不祥（“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最终没敢动手，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杨集始赶来告变时，宣武帝身边侍卫不多，又不了解洛阳发生了什么，一时颇为惊惶，只好派于忠先去探探洛阳的情况。于忠驰回洛阳，见自己父亲于烈已布置好了安全警戒，这才到北邙接宣武帝回宫。这之后，自然是对元禧及其党羽的大搜捕，很快就在洛水南岸的柏谷坞抓住了元禧。元禧人生最后一两天的细节，《魏书》《北史》记之甚详，这里一律从略。

宣武帝亲自审问了元禧，结果当然是赐死，死后秘密埋在北邙山上。时在景明二年五月壬戌（501年6月30日）。“同谋诛斩者数十人。”元禧还活着的儿子们（长子元通被杀于河内），一律逐出宗室，即所谓“绝其诸子属籍”。元禧的女儿们，“微给资产奴婢”。元禧倾力积攒的庞大家产，主要部分都被宣武帝赐给他最宠信（意味着在反元禧的事业中功劳最大）的赵修，以及舅舅高肇，剩下的则由内外百官瓜分。元禧诸子衣食匮乏，只有叔父元勰愿意略加救济。走投无路之下，元禧的几个儿子先后都外奔萧梁。

咸阳王府的音乐伎人（所谓“宫人”）作为财产自然也被重新分配，她们重新进入音乐伎人的买卖市场，漂泊流离之际，有感于咸阳王府的昔日，编了这么一首歌：

可怜咸阳王，

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踏霜与露。